當雪崩發(fā)生時，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。
當羅馬帝國轟然倒塌時，每一位羅馬公民都難逃其咎。
同樣，那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，和其他千萬根稻草沒有任何區(qū)別。
當一個事件發(fā)生后，無論是一個百年帝國上層建筑的灰飛煙滅，抑或是一個社會組成基本單元的分崩離析，很多人都會習慣性地詢問：“什么是導致這個事件發(fā)生的導火索？”
多少年來，我們都習慣于詢問是誰點燃了那根引發(fā)毀滅性爆炸的導火索；但卻忘了去探尋，是誰？或誰們？出于何種原因？在日積月累地將火藥、汽油和雷管就這樣有意或無意地不斷堆積在那里？
從小我們就被告知：第一次世界大戰(zhàn)的導火索是“奧匈帝國皇儲遇刺事件”；仿佛沒有了1914年在薩拉熱窩的那一聲*響，巴爾干的火藥桶就不會被點燃。當然，如果我們刻意忽視從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后，歐洲這段四百多年民族、宗教、政治與戰(zhàn)爭的歷史，我們這樣認為無可厚非。
翻開中小學的歷史教材，這樣的導火索數(shù)不勝數(shù)。
“心智喜歡簡單，厭惡復雜”。
我們的心智，往往熱衷于找到“是什么”，而忘記了去問“為什么”。
道理顯而易見，找到“是什么”比探尋“為什么”要簡單得多。
于是，人們可以一邊脫離“大陸封鎖”的戰(zhàn)略前提和歷史環(huán)境去指責1812年夏天帶領60萬大軍跨過涅曼河的拿破侖是“野心膨脹”；同時也可以忽視“生存空間”意識形態(tài)和歷史背景去評判129年后同一個季節(jié)發(fā)動巴巴羅薩計劃的希特勒的“重蹈覆轍”。
人性中，思維的惰性一旦顯露其觸角，認知的舒適區(qū)就立刻開始跑馬圈地、分疆裂土。
為什么人們熱衷于在萬千根稻草中尋找那壓垮駱駝的“特殊的最后一根稻草”？
原因很簡單：為了便于追責。人們需要一只替罪羊。
為什么需要一只替罪羊？
道理也很簡單：把一條長久時間軸射線上所積累的錯誤，都歸結于其中一條短暫的線段；將龐大群體聚集的過失，都堆積在一個個體或一個少數(shù)群體身上。這樣大多數(shù)人都可以擺脫思考的麻煩，規(guī)避復盤的尷尬，卸下應擔的責任，豁免應受的懲罰。
1962年5月31日，在耶路撒冷，一個不思考的軀體代表著一個不思考的群體，在絞架上隨著風，無意識地搖擺著。
殺一但不儆百。系統(tǒng)照樣運行。明日的太陽依舊升起和落下。
可預見的未來，在既定的認知模式下，在既定的思維框架中，遵循著既定的歷史軌跡，周而復始，高效地完成著一個個毫無意義的死循環(huán)。
我們都在嘲笑那個在《廣笑府》中吃燒餅的蠢人。從旁觀者的角度，我們都知道，那個蠢人不能因為吃了最后半個燒餅有了飽腹的感覺，而否定前面吃下的十個燒餅的功效。同樣，我們也明白，如果那個蠢人吃了最后半個燒餅而因撐致死，那么前面所吃下的十個燒餅也無一可免其咎。
一個虛擬的很有生活場景的例子：假如有一個女孩子，從18歲開始戀愛，而（出于某種有待總結原因）每段感情維持的時間都不超過兩年。當她30歲的時候，面對著即將與其分手的第6任男友，她是否可以理直氣壯地指責：“都是你耽誤了我的青春年華，都是你讓我成為了大齡剩女”嗎？
原則上，指責沒有道理；現(xiàn)實中，歸罪常見發(fā)生。
人們往往忘記掉了提庇留的荒誕殘暴、卡里古拉的倒行逆施、尼祿的驕奢淫逸以及康茂的怠政昏庸，卻都指著廢帝羅慕路斯二世異口同聲：“看這個亡國之君！”
尋找“最后一根稻草”，鎖定一只合適的“替罪羊”，何嘗不是一個人類集體潛意識中的又一個認知“舒適區(qū)”。
于是，歷史中那些曾經(jīng)偉大帝國的末代皇帝都是昏庸的，商業(yè)史中那些曾經(jīng)*企業(yè)的末代CEO都是無能的。人們所依據(jù)的道理顯而易見，如果不是你們的昏庸和無能，曾經(jīng)偉大的國家和*的企業(yè)為什么會斷送在你們手中？
無疑，脫離時間和空間的維度，以今天的視野和視角孤立地去看待和評判歷史問題，不僅僅是片面的，而且是危險的。
而事后諸葛亮，那種為已經(jīng)發(fā)生的事情找到合理化解釋的思維定式與慣性，則是人類廣袤認知舒適區(qū)中又一片滋養(yǎng)與產(chǎn)出社會意義上“蠢人”的沃土。關于這一點，見筆者另文《警惕認知三大舒適區(qū)與決策陷阱》。
的確，很多人，每天總是在做著同一樣的事情，卻期待著不同的結果發(fā)生。
共鑒，共戒，共勉。
注：文章內(nèi)容為《品牌創(chuàng)新思維與定位實操》課程主講老師趙歐仁原創(chuàng)，轉載請注明出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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